来源：滚动播报
（来源：上观新闻）
思想者小传
钟翀，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历史地理学科带头人。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地图学、聚落与城市历史地理、区域史地与历史文化地理。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建议》指出“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大力实施城市更新，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此前不久，提出“现代化人民城市”目标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把“完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完善城市风貌管理制度，保护城市独特的历史文脉、人文地理、自然景观”作为今后城市工作的重点任务。在中国城市步入转型之际，必须找到富有创意且不失底色的本土方法来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如何提升品质、赓续文脉，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成为摆在中国面前的一道“必答题”。上海师范大学钟翀教授在上海通志馆“上海滩大讲堂·何以上海”专题讲座演讲中，介绍、运用的“城市历史形态学”相关内容，对当下具有启发和现实意义——尤其是新一轮城镇发展与城市更新中，如何从本地的历史文脉出发，创新性保存城市的独特风格与固有个性，解决现代化发展出现“千城一面”、城市建设缺乏历史文化支点的难题。下为他结合演讲内容的深入阐发及回答本报追问。
传统城镇承载历史价值与现实课题
中国城市的历史源远流长，若从澧县城头山古城址算起，已跨越六千余年。自西周至近代，城市的空间形态日趋复杂，城郭都市与地方城镇交相辉映，共同构成中国人文地理上极富特色的城市景观。深入考察此类传统城镇，汲取其历史养分与创意精华，对于当前转型期的城市更新与规划建设仍具有不可替代的重大价值。
从历史形态学视角审视，我国传统城镇尚有许多未被充分认知的特质与共性。例如，相比于欧洲、伊斯兰或玛雅的古城，我们以木构建筑为主体的营建传统、长期稳定的小共同体耕织生境等诸多独特的人地因素，影响着中国众多的地方城镇更趋向于形成迷路式路网、多中心分散但又不失经济流动性与相互张力的离心结构式形态与格局。
当前，我国相当一部分传统城镇存在“过度同质化”“千城一面”的问题，逐渐丧失地方风格与固有个性，导致城市建设实践缺乏历史文化内涵的支点，也给历史街区保护与更新的具体实施带来诸多困难。
许多看似寻常的街巷，往往具有惊人的历史深度
近年来，以康泽恩为代表的城市历史形态学研究逐渐受到国内关注。该理论从形态类型学与形态发生学角度出发，系统性地研究聚落、城镇、大都市时空演变历程，并认为传统城镇的平面格局之中通常较多保留了历史时期的生长特征，是其空间形态发展历程的记录复合体，因此非常值得当代城市建设者关注。
根据这一理论，可利用有关平面格局的现状调查与历史图文资料，开展针对城市时空构造的“深刻鉴别”。通过回溯城镇发展史，深入探查其历史性演化的具体样态，准确鉴别其早期形态、进而深刻揭示聚落本底，准确还原历史景观。
举例而言，传统城市中的墙濠、坊市等构造，其旧有的平面特征与地形轮廓对后世的城市形态产生深远影响。早期的自然山丘、河道往往会被后续的墙、濠所利用，而墙濠在拆除之后也往往演变为沿线形城墙的环状街道。此类自古由来的环城街道在当代中国城市仍大量留存，只需利用近代实测地图与现场调查即可得以确认。
不仅是个别的、具体的组构，城市历史形态学在系统研究城镇形态演化规律方面也颇多阐发。例如，康泽恩就曾通过城市过程演变分析，揭示了街道是城市中最为固着而难以改变的空间体，也是构成其空间骨架最早层次的关键要素。这一规律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传统城镇更新规划之中容易被忽略的路网结构，许多看似寻常的街巷，往往具有惊人的历史深度。
需要指出的是，历史形态学视野下的城市遗产观察与评估，与目前一般意义上的城市文化遗产评估有所不同。由于时间的侵蚀与人类活动的迭代，城市历史形态学研究对象，很多是看似普通，但在形态发育上具有普遍意义、历史深度或地方个性的地物或空间。
在上海老城厢及江南城镇的历史形态学探索现场
近年来，我们研究团队以江南地区的聚落、城镇为现场，以上海老城厢为个案样板，追溯此类传统城聚的地块、街道、组构的形成史，对传统城镇的特定构型和空间单元的演变历程进行查证。通过这些研究，不仅提出了多座江南城镇的清晰复原方案，还获得了许多新颖有趣的结论，打破了以往对于这些城镇的部分习惯认知。
以上海老城厢为例，在对该城的形态演变进行全过程梳理之后，可以明确地将这座古老城镇的历史形态分为四个生长阶段：
——最初为河埠型水乡市镇阶段（北宋至元初），这一时期遵循典型的江南水乡聚落—城镇发展轨迹，即沿黄浦与方浜逐步发展而来的列状水路市镇，其后逐渐演变为较大规模的复合型水路城镇。
——元明之际进入环河型县市阶段，城市空间已形成以方浜、肇嘉浜等四条东西向干河为骨架，配合东街、县南街等四条南北向干道形成纵横交织路网，构成了上海县市的基本空间格局。
——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筑城后发展为围郭型县城，城墙不仅界定了城市范围，并且此时的城市街区已表现出与近代相似的“东密西疏”的特征，即东部建成区人口稠密，西部则仍为大量农田和空地。
——近代至今则为嵌入型“城中城”阶段，尽管1914年城墙被拆除，但老城厢仍然完整保留了原有的街道系统和空间肌理，中华路、人民路环线清晰勾勒出昔日城墙的轮廓，内部路网结构历经数百年仍基本维持原貌。
东门外的老上海滩即老城厢滨浦地带是上海城市的重要发祥地，借助历史形态学分析，发现该地带的街区形成与黄浦江曲流发育密切相关：在近代的滨浦街区之中，可以识别提取四条纵向干线路轴，这些南北向路轴整体呈现向北收敛紧束、向南纵列展布的帚状分布状态，其醒目且有致的弧线形态，及其路名所显现的成双成对的递传迭代（即里、外马路；里、外洋行街；里、外咸瓜街；里、外篾作街），均暗含着长期以来滨浦滩岸的街区生长历程。经回溯分析，发现这些纵向路轴实为不同历史时期形成的黄浦江堤岸道路。
换言之，中古以来黄浦江“高昌嘴”段岸线推移的动态变化，都被深深地镌刻在了老上海滩的外貌及其街区的肌理之上。这项新的发现，亦有助于独立验证与细化修正有关黄浦江江流形势乃至“淞浦消长”这一说法。
因此，看似颇为混杂且缺乏整体面貌的这座老旧县城，经过城市历史形态学的深刻鉴别，可以发现它保留下来的独特形态基因，进而体察极具历史纵深的空间延续性。这座颇具辨识度的“城中城”，堪称活态的城市历史街区博物馆，非常值得在城市规划中珍惜与活用。
城市历史形态学研究不仅针对单体组构、单座城市有效，亦在构建区域聚落—城镇历史形态演变规律等全局性理论上发挥重要作用。例如，从形态发生的角度来看，长三角地带的聚落演化具有较强的进化方向与变化规律。水乡河道的物流展开模式、散村型社会的自组织形式等多种因素的叠加作用，造就了该地域在聚落形态发育上表现出从列状水路村落、列状水路市镇、交叉状水路市镇、到复合型水路城镇这样由低到高的阶序演进模式：
——江南素以水网密布、湖泊众多为特色，早期聚落形态是在泛滥平原上筑堤以围田挡水，并在圩堤微高处构建住宅，由此逐渐形成条带状聚落，即所谓“列状水路村落”。
——这一开发进程历时既久，聚落得以发展，在若干枢纽中心形成市镇。此类市镇由于受到聚落本底构形等条件制约，依然沿着主街所依附的河道为主轴逐渐纵向伸展、并以垂直主轴进行横向扩张，由此形成条带形或长纺锤形的“列状水路市镇”形态。“列状水路市镇”是“列状水路村落”的成长发展类型，它一般出现在某些符合中心地集散条件的大型枢纽聚落，比如近代上海周边的法华、高行、塘桥等市镇。这三个市镇都有沿河道线状发育延伸这一共同特点，此种形态也是江南地区中小型市镇中最为常见、最具典型意义的传统城镇类型。
——“列状水路市镇”进化的高阶类型是“交叉状水路市镇”，它是由两条沿河发展而来的主街交叉形成的城镇形态类型，其交通物流条件比前者要高得多，市镇规模、商业发达程度一般也要远超前者，往往发展成为县城驻在之地。此类市镇虽以十字交叉型较为常见，但其依托既存河道发展而来，因此也会出现斜交等多种变化类型。在近代上海周边，南翔、嘉定、川沙等县城是比较典型的“交叉状水路市镇”。
——“交叉状水路市镇”最终进化为“复合型水路城镇”，后者是传统江南市镇发育的高端形态。在“交叉状水路市镇”中两条主街的诱导下，出现由一条主街为基轴的众多横向支路以平行于另一主街排列的鱼骨状形态，例如无锡。或由两条主街为基轴的多数街巷纵横交叉排列而成的大型栅格状建筑阵列，例如嘉兴，现代太仓县城正处于这一演变的过程之中。杭州、常州等因多个历史层次的形态变化叠加而形成的城市，则属于最为复杂的形态类型。
中国传统城镇个性化发展的思考
近年来，在与规划设计者的交流合作中，我了解到中国传统城镇历史形态的个性化研究虽十分迫切但仍普遍匮乏。
经过快速经济增长，当城市已经不再享有所谓的“后发优势”，无法再从国外城市建设中吸取先进经验，就必须找到本土的方法来应对城市问题。同时，各大城市在金融、商务及旅游业的竞争，也都需要城市找到自己不同于其他地方的优势定位。这两大变化促使人们回头去审视自己城市独特的历史和文化，而两者皆指向城市曾经拥有的“风土”——即该地长期以来的历史脉络和社会文化背景。
意大利后现代主义小说家伊塔洛·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一书有句名言：“组成这座城市的，是它的空间面积与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他因此举例：灯柱的高度、系在灯柱与对面铁栏之间的绳索，与古人大婚巡行时沿路张结的彩带；栅栏有多高，与当年曾入室的男子如何在黎明时分跃起爬过它；檐槽的斜度，与他闪进窗子时一只猫怎样沿着檐槽走过；还有，突然在海峡外出现的炮艇的火器射程有多远、炮弹怎样轰掉檐槽……
除了历史文化的空间记忆，先人建立的土地开发模式，也仍在塑造着现代城市。地貌形态，河流流向，文化，社会结构以及节庆活动，仍在塑造着今日的街道、地块、建筑朝向、住区的布局和城市肌理。一座城市的形态是需要长期的时间积淀才会成型，而其基本骨架也需要跨越几百年的历程和诸多地物与空间的聚合才能形成。
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促使当代的城市研究有必要导入高度综合的城市形态历史分期与细致入微的历史景观分层等比较分析手段，在要素极为庞杂的现代城市格局之中，深刻鉴别并成功揭示掩埋在现代时尚表层之下、真正属于这座城市特有的传统文脉。如此方可从城市路网与自然地貌的长期调适、现代城市街区对于某些特定的“形态框架”的继承，乃至古今城市肌理与空间尺度的关联、传统城市社区的独特组织形式等方方面面查证各种历史基因，并据以完整诠释城市个性与风格，同时也为其今后发展指明方向，进而提出具体的建议。
在中国，经历近半个世纪的快速发展之后，在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新征程中，进一步提升对城市本土历史的重视度、强调城市空间活力理念，对当下诸多传统城镇的规划建设颇具启发。
毕竟，谁不希望一座能给当代中国带来繁荣产业和先锋时尚的都市，同时也何尝不能是一座深怀历史文化风韵与独具地方个性的缤纷、隽永的老城呢？
追问｜新时代城镇化发展要让“地方性”文化内核凸显出来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以前我们认识和了解一座城市，往往是从一栋建筑的外形风貌或是一处遗址里的历史故事入手，呈现为“点状”的知识；而您提出要从城市整体的风貌肌理以及空间演化历史来了解城市，则是动态演进的“立体”思维，为什么会想到这种方式？
钟翀：我们现在看某些城市，除了单座特色建筑和地标有所保留之外，其余已经都是平推老街老区之后的现代建成区，比如标准化住房、簇新的高新区块。但海外的很多现代化都市并非如此。在那些城市游览或生活，会让游客在脑海里，自然留下对整体城市风貌和地方特色的深刻印象。其实，这在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这些城市的历史形态与历史景观演化脉络，得到了充分尊重和合理保存。
因此，利用城市历史形态学的研究视角，将有助于我们厘清城市物理空间与逻辑空间的历史本底，发掘城市的“形态基因”，还原城市的“原风景”（Proto-landscape）。只有在充分认知这种城市“原风景”的基础上，我们理解城市才能更加深刻、更为“原汁原味”，在建设和更新事业中真正尊重每座城市的个性与历史。
另一方面，现在部分城市开发面临“只知应为，不知何为”的困境。一些开发商在进行大面积的土地开发时，虽然深知保护老城风貌和特色街区的重要性，但由于城市历史风貌整体性思维的缺乏，以至于在具体建设实践中无法把握合理还原或者选择性保留的正确方法与操作尺度，也不清楚应如何去评判城市肌理与单栋建筑的关联、去理解传统城市社区的独特组织形式，等等。那么，通过城市历史形态的深刻解读，也将为探究城市空间记忆、鉴别各种遗产的价值，乃至针对城市景观的全局性保护与规划，提供较为明确的操作平台与有力证据。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您觉得现在中国在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存在哪些问题？强调“在发展中了解城镇的历史风貌以及地方性格”这一点有哪些价值意义？
钟翀：记得台湾城市史研究者刘石吉曾经说过：“如果任何一个城市，更新以后都是一样的双子塔，一样的肯德基和麦当劳，毫无口音的标准语，那这座城市还有什么意思呢？”
过于同质化的重复建设，会导致许多历史城市的原有个性消失。比如，现在有些地方的城镇更新就是大规模的机械平推，只有高大山体没法挖平，原有的独特地形韵律已成绝响，留下一滩苍茫茫的刻板地平面。又如，有些小城镇的建设，就是简单的几种样板小区的“复制—粘贴”，既有特色全被抽走了，即所谓的“千城一面”。开发商在城市里自建景观方面，缺乏与该城历史关联的文化创意与相应的评估机制，带有强烈的“平地造景”的突兀感觉。中国大量传统城镇都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未来产业与城市景观的真正融合，在于这些有历史积淀的、有地方个性的城镇去进行“渗透式”“沉浸式”的发展。
一线城市、中心城市固然重要，但不要忘记无数的中小城镇和乡村聚落是这个国家的底盘。一个人只有主动脉，但毛细血管不通就会百病丛生。从未来城市的角度来说，城镇化的发展是要让每个城镇所承载的它那一处的“地方性”文化内核凸显出来。在这种“地方性”文化的发育生长以及持续演进之中，蕴涵着城市发展的巨大潜力，只有因势利导地利用“地方性”文化内核，才有可能吸引人、留住人，并在不断地新陈代谢之中寻求新的发展动能；才能走出“内涵式发展”的稳健、坚韧的道路，从而真正实现未来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原标题：《钟翀：运用历史形态学解读转型时代城市文脉，实现城市的内涵式发展》
栏目主编：王珍
来源：作者：解放日报 朱玲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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